学术圈中的“潜规则”
2012年12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公布新增人选名单的几个小时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便发表题为《解剖“逆淘汰”社会现象的一只麻雀》的一篇4000余字的博文，犀利言辞，直指院士选举和学术圈中的“潜规则”及制度漏洞。
饶毅和施一公同为“海归”，分别掌舵北大、清华生命科学学科，在去年的院士选举中呼声颇高，却都双双铩羽而归。在自己首轮被淘汰后，饶毅曾力挺施一公。结果，施一公也被“淘汰”。令人欣慰的是，施一公在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不到五个月，即当选美国“双院院士”。
人们不仅要问，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水平高，还是美国“双院院士”水平高？美国“双院院士”的水平肯定是世界最高的。
人们不禁又问，为什么在中国连科学院院士都评不上，在美国却当选“双院院士”？
一曰：持久傲物不入“流”。
施一公，1990年赴美深造；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终身教授；200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席终身教授。2006年，他怀着强国之梦，开始着手在清华大学建设实验室。2008年2月，他辞去美国终身教授一职归国工作，第二年，其妻卖掉在美国的房产，带着5岁的双胞胎儿女举家回国。
归国以来，他不仅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团队，培养出一批杰出的青年人才，而且在生命医学前沿领域取得了多项世界先进水平成果。
就是他，看不惯现行的高教体制，于2010年2月与饶毅在《人民日报》发表《应赋予高教充分办学自主权》的文章，不仅要求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也要求赋予院系充分自主权。他们认为，这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
就是他，看不惯现行的研究经费分配方式，于2010年10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现在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及方式已经到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就是他，看不惯学术“潜规则”，于2011年6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国内盛行的学术“潜规则”是造成学术不正之风的主要原因，其危害不亚于学术造假。而相当一批人千方百计地适应、应用“潜规则”，使其得以“发扬光大”。这些观点，高屋建瓴，切中时弊，却为既得利益者或阶层所不容，学术争论甚至异化为“私人恩怨”。
二曰：回国时间短，贡献少。
有一位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施一公和饶毅他们刚从国外回来不久，“能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多大贡献呢”？
的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明文规定：“对于长期不在国内工作的院士候选人，在坚持院士标准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其对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
2008年2月，施一公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席终身教授岗位辞职回国后，不仅发展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科，而且还引进培养了六十多名杰出的海外青年科学家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专业从1984年恢复重建到2008年的25年间，一共在CNS发表了两篇论文；但从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内，在施一公领导主持下，该学院在CNS上发表的论文达到二十多篇，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上述业绩、贡献，在一批现有院士眼里却变了“味”儿。有人认为，在国外工作的人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比国内工作的人要容易。国内由于学术不端事件频发，导致国际影响大的杂志对中国内地学者的论文评判标准更严，发表起来更难。甚至说：“如果这样的话，以后大家都不在国内好好做，跑到国外去。国外的条件好、氛围好，做好了再回来申请（院士），这样做是否合适？”
也有人认为，学术水准如何，不能完全靠在国外发表论文的数量。
有人觉得他们回国时间比较短，“对国内的直接贡献，还需要一点时间”。
还有人认为，他们回国没有真正做多少事情，反而占用太多资源。如果说学术水平高的话，国外多得很，等等。
事实上，不仅以前当选院士有回国时间短的，就是这次当选院士的，回国时间并不比他们长多少。至于“贡献少”也不是问题，因为在国外发表优秀且有影响力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远不如施一公，并无论文以外贡献的，也有顺利当选院士的。
三曰：唱高调不务正业。
2004年，饶毅曾在《自然》增刊上发表过有关抨击传统科技体制弊端的文章。回国后，又多次在博客上及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国内科技体制及学术界不良风气。尤其是2010年，他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认为：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制度及方式，严重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在中国，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认真做研究，不如与官员拉关系重要。”
他们的举动获得了不少好评，认为他们不仅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还关注国家的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管理方式改善。他们发表的许多意见与建议，无疑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意想不到的是，有一些领导及院士称二人“出风头”、“唱高调”。他们认为，发表几篇文章就能解决中国的科技问题？根本不切合实际。还有一些同行称：“真正的科学家应该静下心来做事情，不是跑到网上去说话。如果三天两头地在网上写这样那样的东西，还哪有时间来做研究？”
饶毅在博文中回应：我们在做好科学研究的同时，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学管理方式改善，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如果说不切实际，那其他人就应提出实际的方法。如果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实现了，科技环境好转了，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肯定有促进作用，这怎么说是“不务正业”呢？院士选举和学术圈中的“潜规则”，造成当官者优先，被网友戏称为“官员和企业家俱乐部”。因为去年开始公布的工程管理学部44名院士候选人中，就有23名来自央企和政府部门的“高官”。
“关系第一”、“内定”，则是潜规则的又一结果。一个题为“2011年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的网帖提前一个月在网上曝光。而一个月后最终名单公布，与网帖比对，仅1人落选外，其他全部“命中”，命中率为97%.还有人透露：今年的院士增选中，候选人自己出来活动的情况增多；更为严重的是，不少部门、单位甚至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主动出面活动，不惜重金攻关、联合攻关，甚至行贿攻关等，“潜规则”的腐败问题日趋严重。
“潜规则”不是科研领域的“专利”
诸如上述“潜规则”，不只存在于科技界、学术圈中，在组织人事工作中，尤其是党政干部选拔中也比较严重。比如在公务员招录中的“量体裁衣”、“因人行事”；选任干部中的“神童局长”、“火箭县长”；职务晋升中的“近亲繁殖”、“礼尚往来”等等，表面上看都是按规定、按程序进行的，很难查出问题，实际上都存在“潜规则”作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