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日德两国的发展经验，无论是本文中谈及的德国工业出口领域优势，德国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举措，还是以“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为主题的德国“工业4.0”概念，都可以成为中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道路上值得借鉴和思考的经验。
德国——出口机器。下图显示了德国是如何在新世纪击退其竞争者脱颖而出的。以美元计算，德国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中国第一，美国第二。但是以人口和GDP加权计算，德国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大约达到人均17000美元，德国的人均出口量要比中美日三国的人均出口量总和都要多。
为什么德国在过去15年超越其对手如此之多？我们特别注意比较日本，因为15年前这两个国家看起来专门化的产品类似（汽车和资本财产），有相似的世界领先的科技，以及看起来在全球化中处于资本相近的位置。我们认为有如下原因解释德国为什么做得更好。
原因一：德国无可比拟的中小型企业。大多数读者应该熟悉德国的“Mittelstand”—中型和大多数的家族企业--成为经济结构中独特的一支，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和出口。超过99%的德国公司属于中小型企业（“German Mittelstand”）。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占据全部经济输出的52%左右，全职雇佣劳动力的60%，还有82%的管理培训生。这些中小型企业几乎都是家族所有，家族运营。因此，本质上公司的发展策略倾向于长远策略以求代代相传，股东权益比率很高并且借贷谨慎。
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在工业方面高度活跃。
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在价格方面不恶性竞争，但是在质量和产品的创新方面竞争激烈。研究表明德国有世界上最多的“隐藏的冠军”（工业领先但其品牌却不那么为人所知）：德国有1307个，美国有366个，日本有220个，奥地利有128个，瑞士有110个，意大利有76个，法国有75个，中国有68个，英国有67个。为了保持这个优势，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在研发上的花费增长近71%，相较之下一般大型企业的研发增长只有19%。这个研发上的花费导致的有形结果就是：54%的德国中小型企业在2008-2010年间引进一些形式的工艺创新，与此相较欧盟的平均水平只有34%。
持续的创新和提升帮助维护和保障“德国制造”的品牌优势。
德国政府尽职的在各种层面上扶持这些中小型企业发展。例如德国政府有一个中央中小型企业创新项目用来帮助这些企业的研发。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推广关系上有效的运行。德国海外商会（CCA）在80个国家有120个办公室，有超过1700名员工帮助推广德国的商业兴趣。任何一家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可以去海外商会确定潜在的经销商和其他海外合同。部分出于这种关系网的原因，和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已经在海外有了良好的形象。日本的中小型企业倾向于向日本大型企业提供中间产物。而美国的中小型企业则偏向于在国内扩张而非海外，并且美国的商会偏向于关注大型企业的发展。
德国政府同时也非常支持在国内培养高技能的员工，帮助企业融资及保障这些企业的原材料来源。
德国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在过去的十年里没有太多外包，因此，德国始终保持良好的出口量。
从另一方面来说，日本的中小型企业，在近几年一直遭遇困境。日本的大型生产商已承受巨大的价格压力，而中小型企业则以供应他们为主。这小中小型企业被大生产商压榨，因为后者把价格压力施加于前者。大多数日本的中小型企业发现要拒接他们单一“靠山”客户的需求比较困难。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的调查，21世纪初日本大型企业利润的反弹大多来自对中小型企业的压榨。在最后几年，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日本中小企业是盈利的。
原因二：“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品牌优势差异。过去这些年，“德国制造”的品牌优势在提升。德国现在不仅在豪车市场上主导，也在综合的汽车市场中占据优势。在2013年，德国的豪车品牌（奥迪、宝马和奔驰）出售了1,060,000辆去中国，并且是在3,300,000辆当地装配的大众基础上增加的。另一方面，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卖了2,900,000辆到中国。超越信誉和表现，德国车似乎在他们的设计上有更大的优势。
或许我们的表述并不精确。但是我们相信能让大多数德国汽车和机械脱颖而出是的是其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中“形式”以及“功能”的独特结合。这或许起源于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文艺复兴。当时德国人（和英国人一样）被看做更积极的思想家（更加量化和理性），和邻国相比，德国在那期间出产了无与伦比的音乐，艺术，文学和哲学。甚至是在数学上，有像高斯和雷曼一样的人，展现了超乎寻常的跳出常规思考的能力。这段德国的历史也许渗透进机器的“灵魂”。这是我们认为使德国汽车如此特别重要的无形特征。
和这个观点相关的是德国和日本历史渊源。德国在科技创新，数学、哲学、音乐和艺术上有上百年的历史。而日本的创新历史则短很多。长期历史所占的比重也许对于现在两国之间的分歧也有一些影响。
日本在电子产品上也失去了南韩这个市场。不仅仅因为日益激烈的价格竞争，日本的电子生产商某种程度上在创新方面很难产生实质性的新想法。日本在某些方面也失去了在移动手机科技方面巨大的领先优势，并且在软件方面有所落后，尽管在一些电子硬件方面仍保持领先。
原因三：德国作为欧盟成员的优势。在这个讨论中，区分“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概念是很有用的。我们承认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化一项重要的进程：不仅中国可以向世界出口，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可以向中国出售商品。相反的，欧盟和欧洲货币经济联盟是用来促进“区域化”的制度上的安排：相比较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交易是有优惠条款的。
上图显示了2000-2012年间出口增长上的地理因素。对于日本而言，超过三分之一的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另外三分之一来自其他的新兴市场。简略来说就是地域对日本出口增长的影响是平均的：中国，新兴市场（除中国），和发达市场各占三分之一。欧盟对日本增长的贡献接近于零。
对于德国来说，图像就完全不同了。除去中国外的新兴市场占据了德国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左右——和日本非常接近。然而有显著不同的是，中国只占了德国出口增长的5%，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对其帮助却普遍的权重相反。另一方面，欧盟在这段时间内占据德国出口增长的60%！除去欧盟外的发达市场贡献接近于零。
概括来说，数据显示德国作为全球出口“超级大国”的崛起，“区域化”的因素要远大于“全球化”（欧盟内不受阻碍的贸易渠道），而后者则是日本出口赖以生存的。
从以上观察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上的推论：
1、日本在出口上面临望而却步的挑战
过去一年里日本在出口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尽管日元大幅贬值，这是日本出口价格无弹性的明显暗示。在过去几年中，日本的出口也通过某些方式失去了其品牌优势。不仅是有其他国家（例如韩国）在硬件方面赶上了日本，他自身似乎也在软件方面也落后了，逐渐失去了创新方面很好的机会：其丧失了在生产过程中的逐步提升和带有突破性创新的科技和产品。日本衰落是一个深层面的问题，哲学大于现实。我们的猜测是在泡沫经济之后，日本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承担风险的心态，接受了一种所谓的“触击心态”，这是一个棒球术语：目标不再是“全垒打”而是“碰到球就行”。日本仍然在机器人学方面有巨大的领先：工业用和居家用。这是不是日本要深度发展的领域呢？基因科技和研究老年人如何生存是另外两个日本在世界领先的例子。在任何情况下，安倍经济学会为了突破性的发展帮助转移宏观（通货紧缩预期）和微观（结构刻板）的障碍，但是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为了使日本从当前的紧急恐慌中逃脱出来，这个民族的集体灵魂必须改变。一言以蔽之，安倍经济学是日本经济自我复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2、德国应该更加感激其欧盟成员国的身份
这也许是我们之前没有慎重考虑的一个点，直到我们做了上面的计算。在欧盟的保护和欧盟成员国之间零货币波动的福利下，德国的出口从其邻国和非欧盟竞争国间的获利不成比例。进一步来说，南欧国家所经历的困境也拉低了欧元的价格：对于德国来说等价的交换率比现在的实际汇率实质上应该高一点。德国需要一个更坚挺的欧元和更高的利率。相对低的欧元兑美元汇率和极低的利率在过去几年里额外促进了德国的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德国是不是要为欧洲金融危机的复苏做出更多的贡献还值得商榷。当然，问题是德国为南欧国家预计的债务买单会不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3、日本的国内投资是关键
已经有很多人关注到日本已经在全球出口中失去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这个事实，并且在日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实际出口却并没有得到回升。如果安倍经济学不能通过更加疲软的日元刺激出口，日本该如何复苏他的出口情况？在思考安倍经济学最终可以达成的目标上，考虑总需求的多种构成元素也许会有帮助：Y=C+I+G+NX.实施安倍经济学的第一年，C(消费)和G（政府开支）支撑经济增长。尽管日元出现了严重的疲软，NX((净出口)却出人意料的成为紧急增长中得减损项。为了复苏日本经济，I（投资）必须最终成为经济增长中的推动力，和C一起。安倍首相的第三支箭是为了给竞争，灵活的劳动力供给，和产品市场限制创造一个结构上无妨碍的环境。黑田先生的第一之箭是为了调整通货膨胀的预期，并且给出口商一个利润垫让他们可以考虑在日本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把第一支箭看做提升日本企业增加国内投资的能力，同时第三支箭是为了提高他们这么做的意愿。在任何情况下，投资上的提升会成为检验安倍经济学成功的最终试验。
４、总结
日本出口业在过去15年的停滞和德国这段时间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两者分歧既有微观经济学（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和日本创新模式上的转变）的因素，也有宏观经济学（德国在欧洲市场方面的“垄断”）的因素。日本的执政党需要现实地考虑安倍经济学所能及。我们的感觉是安倍经济学是日本经济自我恢复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第一支箭可以提高日本企业在国内投资的能力，第三支箭可以加强他们的意愿。但是日本集体精神的根本性改变仍是必要的。
中国制造痛点：缺失的工业精神与制造文明
面对多种矛盾并存、多重形态交织的现状，“中国制造”依然在全球格局中占据主动位置——这是瞭望智库研究员在沪、浙、闽等制造业大省采访了百余名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之路会是一片坦途。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便是当前中国产品廉价低质形象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企业追逐短期利益现象仍然存在。
这些问题戳中了“中国制造”的痛点——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许多困扰，都与工业精神和制造文明的缺失相关。
管理学者直言，在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中，中国人走得过于匆忙，对工业化中至关重要的工业精神没能足够重视。西方工业社会的重要推动力是它的工业文明，而中国目前还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工业文明。
从“将就”到“讲究”，这是中国企业打造百年老店必须要迈的一道坎。伴随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快转变，提炼中国制造的文化精髓，涵养中国特色的制造文明，成为我国制造业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当务之急。
第一，制造业急需价值与精神重塑。
“中国制造”与世界先进水平究竟差在哪？
在企业界看来，除了技术、质量、品牌等有形因素，一些无形的压力更让他们深受困扰。
首先，“流动”的工匠无法支撑“铁打”的企业。比如，在福建晋江市盈广公司，春节前，一些农民工要求提早回家乡，导致一批鞋延期交货，损失9万元。春节后，月工资从去年2400元提高到2600元，200多工人也只回来1/3，其他都得重新招聘。总经理一个劲地诉苦：“有一句俗话叫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对企业而言，出现这种现象可是个大麻烦。”其他企业对此深有同感，福建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说，晋江外来务工人员有100多万，很多农民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连稳定的生产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不同于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的八级工、九级工很受社会崇拜。如今，一线技工地位早已难比当年。一些企业家提醒，如何培养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愿意投身制造业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各界加倍重视。
其次，“赚快钱”的理念无法打造百年老店。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公司开创氮化镓应用新局面，引领我国半导体工业迈向第三代，但公司董事长张乃千却并不“开心”。“我回国创业八年，亲戚朋友经常问我挣了多少钱了。在他们看来，只有钱挣得多才算是成功。”张乃千认为，打造百年老店需要专注和深耕，但很多企业认为赚钱最重要，房地产热、互联网热、股市热让大量资金“脱实向虚”，不利于制造业健康发展。
企业界人士提出：许多企业总是想做大，而不是做精做专，把‘转行’当‘转型’，这种思维怎能做强制造业？
再者，“廉价低质”形象期待得到根本改变。不少企业负责人认为，中国制造创造了“物美价廉”的传奇，但粗暴山寨、抄袭模仿使中国产品背上了“廉价低质”的名声，既影响了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定位和看法，也使国内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信心不足。今年初中国消费者赴日抢购马桶盖一事，正戳中了中国制造的痛点。
一些企业家的看法是：从高铁、电气设备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到华为、中兴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再到格力、海尔为代表的家电品牌，中国制造正从“代工＋低价”的模式向“核心技术、人性设计、品牌打造”的模式切换。在这一过程中，重塑中国制造的价值和精神显得尤为紧迫。
第二，标杆企业要率先探索实践。
现代工业文明自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一直推动世界工业的进程。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此期间形成了各自的现代制造文明。
例如，从百年前的教堂大钟、酿酒设备到今天的奔驰、宝马，“德国制造”给人以“耐用”、“安全”、“精密”的深刻印象。这正体现了“德国制造”的精神文化：“专注”、“标准”、“精确”、“完美”和“秩序”。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碚认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道路和前途，将越来越取决于我们能否逐渐形成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心理和实业基础，积淀下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实业精髓。在他看来，这座精神大厦的基石是合作精神，框架是契约精神，构造是效率观念，细节是质量意识。
事实上，从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高铁精神，再到格力、华为、中兴等矢志技术创新、追求完美质量、提供专业服务的理念，中国并不缺乏自主创新的时代精神和树立中国品牌的价值追求。
在上海，中国商飞公司“运十”飞机前的雕塑刻着“永不放弃”四个大字，新一代支线客机ARJ21-700即将投入运营，国产大飞机C919力争今年年底首飞，但作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我国飞机制造水平要与世界先进比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航空人的使命就是“永不放弃”。
企业界人士建议：标杆企业是一个国家制造文明形成的基石和土壤，美国福特和日本丰田都分别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在当代中国，标杆企业应当率先探索和实践，提炼中国制造文明的精髓，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时代精神。
第三，全社会重视提升“中国制造”软实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每到一处都会问及“我国制造业如何实现由大变强”。对此，众多受访人士一个共同的呼声是：希望全社会能像重视科技创新一样重视涵养制造文明，提升中国制造软实力。
对政府来说，应该完善创新驱动、质量为先、崇尚实业的体制机制，并大力营造相应的社会共识和文化氛围。
德、日制造早期也曾受到廉价质低困扰，德国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了德国制造质量蜕变；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质量救国”战略，促使日本制造打开了欧美和全球市场。以此为鉴，我们应从国家层面牢固树立质量立国意识，以标准为先导强化质量管理，并在全社会引导树立质量诚信文化。
德国对制造企业评价排名的标准不是按营业额大小，而是技术水准、细分市场占有率等。有企业负责人建议，中国制造型企业的转型升级也应该树立这样的导向。
对制造企业来说，应走出“以规模换成本、以成本换价格”的竞争模式，树立以科技、质量、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发展理念。
“价格可以谈、质量没得谈”、“一是高品质，二是低成本，三才是价格，”“不求大而全，只求专特精”，这是世界各国先进制造企业的普遍理念和文化。我国制造企业践行制造文明，就应对消费者存敬畏之心，不让不合格产品流向市场；要耐得住寂寞，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人才，同时还要在全社会倡导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专心研发生产智能马桶盖已有20年的西安三花良治电器公司总经理马悦说：“从‘将就’到‘讲究’，是中国企业打造百年老店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刘绍云说：“国家标准只能规范产品的性能、稳定性、可靠性等大的方面，但小到螺丝拧几圈这样的细节，才是关系质量和品质的关键，这些都要靠企业自觉去做。”
此外，整个社会消费的理念，也应该从追求“价格低廉”转变为“一分价钱一分货”。
随着中国制造告别低成本、规模化竞争和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企业、消费者、商业营销形成的“物美价廉”主导的消费习惯诉求有待转型。
财经学者吴晓波说，“价廉物美”只能作为广告概念和阶段性促销策略，不可能把中国制造带到新层次。当前我国一大批偏好性能、愿意为高品质埋单的消费群体正在兴起，意味着消费理念的变革，也包含对“价廉物美”观念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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