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底，潘采夫坐在时任《新京报》副总编李多钰的办公室，他正等待着一次重要的面试。然而李多钰的第一句话便是，“从现在起，咱们就是同事了。”这开门见山的幸福，把潘采夫给整蒙了，彼时，他的神经在紧张与解脱之间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落脚点，李多钰就又说，“我给你讲个段子。”待得段子讲完，二人都笑了起来，气氛也旋即变得舒适，潘采夫悬着的一颗心才随之彻底放下了。
回忆起这段经历，潘采夫笑笑，还是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可能就是因为这令人难以忘怀的开始，潘采夫终于对一份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他把《新京报》比做自己的“第一个”—第一个爱上并愿意为之服务的报纸。然而从职业的时间轴上来看，《新京报》却是他的“最后一个”。
在遥远的上个世纪末 ，在那个学生还不用为了找工作发愁的年代，潘采夫从郑州大学的新闻系毕业了。他追随着系中前辈光辉的足迹，进了一家省报机关。在当时，说起来那是人人都羡慕的去处。他进了报纸的广告部，工作稳定，收入也丰厚，什么都用不着发愁。月中发工资的时候，工作没着落的同学就会来看望他，大家聚在门口的饭馆吃一顿小鸡炖蘑菇，由他付账，然后作为对同学好心看望的补偿，还分发给大家一些生活基金。
那是段阳光明媚的日子，但缺点就是阳光下的景色一览无余，一直看到了退休后。每天从食堂到办公室是几步路，从办公室再到食堂还是几步路，这让潘采夫的心里发慌，这人生是刚开始，还是行将结束了?
一年后，在他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体重飙升了30 斤，工作转正。然后他就辞职了。他说自己不想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迈向死亡，而且他起初的理想是做广告，不是负责刊登广告，更何况所登的尽是些包治各种绝症的医疗骗术。在新世纪的伊始，他离开了到手的铁饭碗，另找了份工作也不甚满意，很快便离开了。
日子开始紧张起来，他租了一间小房，整日看书、踢球、吃大排档。深夜里，他思考未来，未知的恐惧常常来袭。他捧着《平凡的世界》，把自己幻想成孙少平，与路遥并肩冲向水深火热的生活。这信念撑着他度过了无数个悲伤难眠的夜晚。在很长一段暗无天日的生活后，由于房内潮湿，他被被子捂出了一身牛皮癣，而他感觉，自己终于有点像路遥了。
其实在潘采夫上大学的时候，他热烈的广告抱负曾促使他来到北京，他在奥美的大楼下面转了一圈，想自告奋勇，但又想不出具体能告如何的奋勇，于是就一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相同的事情在他待业期间又干了一次，这回是南下来到广州，他下定决心要做个编辑，于是想去《南方都市报》尝试一次，但站在门外，自卑感又收紧了他的脚步。他不惧怕分手，却屡屡在表白之时犯了怯，最终也没能迈进那道门。他现在还在好奇如果当时走了进去，自己的人生将会拐向哪里。
弹尽粮绝之后，他来到了北京。没过多久，他就以无业游民的状态结了婚，也是碰到了开明人家，岳父岳母对他没工作的现状一句都没过问。当过蚁族，吃过软饭，蛰伏过后，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去到了一家网络公司，做媒介部经理，做了一年，公司倒闭。于是就又跳出来，去了一家小报社做校对工作，过不久，报纸的编辑忽然发现他的文笔很好，就让他写一篇专栏，潘采夫照葫芦画瓢写了人生第一篇可以发表的文章，此后他便有了另外一个头衔——专栏作者。再后来他做上了专栏版编辑、书评版编辑，还间或写过一两篇采访稿，可以说体验了一张报纸的所有工作。
才华可以征服编辑，但终是无力挽救那份小报的衰落，潘采夫只得再次选择离开，之后去了联办，跟随着在媒体界备受敬仰的杨浪。
其间参与了《财经》的一些事，还短暂去过《中国新闻周刊》做时政记者。用他的话来说，他就像一尾黄花鱼，游弋在中国最杰出的媒体边缘。游着游着，水位变深，这尾黄花鱼感觉到自己这一辈子大概离不开报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