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家政策来说，新上的钢铁项目，只要是没有经过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就属于违规产能，从政策上讲，违规产能是没有电力保障的，地方政府可以不给你供电。但是很多没有报批的钢厂，最后不还是开得很好，地方政府毕竟要考虑到钢铁项目这么大的投资、财税收入、就业等等，最后建起来的也都开工投产了。
侯志芸说，作为纳税大户，地方不会对这些钢铁企业管得太严。有部分民营企业，索性在设计时尽量换大炉子，就能通过检查，不用更换了。所以淘汰了半天，实质上产能更大了，因为民企为了生存，都是拆小的，换大的。有部分产能反倒扩大了。
而真正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审批程序来走的钢厂，反而需要承担巨大的时间和财务成本。
8月16日，重庆钢铁搬迁项目，历经5年审批，终于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核准，获得合法身份。重钢搬迁始于2008年，此后的几年间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正式核准，只能通过大量的短期贷款来投资新厂，短期贷款意味着较高的融资成本。重钢搬迁项目总投资300亿，投资新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大部分资金都是通过短期贷款而来，这造成新重钢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
重庆钢铁一位高管对本报表示，眼下总共三座高炉的重钢，一座2500立米的高炉已经停产检修。重钢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铁矿石等原材料成本较高，加上沉重的资金成本，因此即便是最终得到获批，重钢依然高兴不起来。
刘海民表示，现在还是有很多民营钢厂在投资建设新的高炉项目。新上的钢铁项目主要集中在新疆、河北、山西、江西、黑龙江等地。
在刘海民看来，民营钢厂和国有钢厂相比，有着不小的成本优势，民营钢厂的期间费用较低，包括管理、财务和销售三项费用。对比来看，国有企业的期间费用在每100元的销售收入中占比是3%-4%，而民营企业只有1%左右。国有钢厂职工平均工资要比民营钢厂每月高出1000元左右;而且由于国有钢厂占用银行贷款较多，所以财务费用也比较高。相反，很多银行不愿意把钱贷给民营钢厂，反而民营钢厂的财务负担较轻。
刘海民说，这些年钢铁产能的扩张，主要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今年以来尤其如此。今年1-7月，全国500万元以上钢铁项目投资完成3496.8亿，完成投资，资金来源合计3038.1亿元(3496.8-3038.1=458.7亿，应为钢厂在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欠款)。其中非国有钢厂资金来源总计2293.6亿元，自筹资金达到了2051.3亿元，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民营钢厂投资的资金来源并非银行贷款而是自筹;国有钢厂的资金来源合计744.5亿元，其中自筹资金为607.5亿元。
“事实上，这些年超过一半以上的钢铁项目都没有核准、没有上报，这说明钢铁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已经成了一个摆设了。”刘海民说。
工信部原材料司一位官员对本报表示，产能无序扩张，从中央的态度上来说是不允许的，问题出在地方政府，很多地方政府出于投资、GDP、税收甚至就业等方面的考虑，对一些钢厂的建设是一直默许的态度。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对违规产能的清理整顿正在按照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和钢铁产业布局调整规划有序推进，将会逐步对那些没有得到核准的钢铁项目，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河北新武安集团负责人万喜河认为，钢厂的投资其实不是政策决定的，而是市场决定的。现在的市场环境下，你让他投资，都不会有人投资;但是过去这一段，市场好了，能挣钱了，还是会有企业继续投资的，靠国家的政策根本控制不住。
业内研究人员也给出了答案。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市场经济自身调节来解决。侯志芸表示，钢铁行业眼下的产能过剩，再有三年也很难消化。靠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自身很难消化。这是一个经济周期，是国际国内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以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只要产能过剩还存在，需求没有大的改观，钢材价格就会继续下行，直到一些企业因库存加大、高产低效、亏损持续，直至资金链断裂死掉，最终行业内产能减少，产量减低，重回供求平衡，钢价才能重新稳住，市场才能重新回暖。”侯志芸表示。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现阶段下中国钢铁行业要有效实现供需总量平衡下的自觉减产，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体制性的产能过剩不仅出现在钢铁行业，也出现在水泥、重型机械、船舶制造甚至风电、光伏太阳能等新兴产业中，市场也在担心，这些产业的问题如果进一步传导到金融领域，将对整体经济造成影响。
正如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以《经济下行“钢”开始》为题的微博所表述的：企业亏损，库存积压，三角债卷土重来。待银行撑不住时，企业关门，失业增加，社会稳定堪忧。如果政府以XX版“4万亿”应对，就要多收税，企业更加困难，恶性循环。不改革，这一关看来是过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