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前提：
对相关信息翔实分析
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儿童虐待信息都有翔实的数据统计，而我国没有就虐童问题展开过成体系的研究与统计。
我国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重视虐童问题，但一个令人惊讶而尴尬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就虐童问题展开过成体系的研究与统计。虽然我国和儿童福利与服务相关的机构众多，有国务院各部委相应的儿童工作部，如民政部儿童福利处、卫生部妇幼保健司，还有全国青联和共青团组织少年部，妇联也设有儿童部。但直到2010年，中国的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才建立起来。
这就导致当媒体或公众甚至是研究人员谈论虐童问题时，缺乏严谨的数据和资料。比如在中日两国研究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中日儿童虐待状况的分析与比较》中，就不得不通过“在两国出版刊物上统计儿童虐待案例”的办法收集数据。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据推算，中国受虐待儿童数，可以千万计”这样的模糊说法，竟是依托网络调查样本分析得出。
而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有专业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从事这样的信息搜集和分析，这些数据都对社会公开。
在香港，社会福利署也会每年公布虐童情况数据，而且他们公布的速度更快。今年8月1日时，就已经将上半年的数据公布出来了。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国内媒体每看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布虐童数据时，就惊呼“日益严重”或“创历史新高”。实际上，完全没有统计资料才是最可怕的，无的放矢，怎谈防治？
法律规范：
各项规定日趋细致严格
防治虐童的法律，美国和日本一样，都是朝着“越来越严”的方向去的，举报的人员范围越来越大、虐待的标准也日趋严格。
美国社会开始重视虐童问题，是因为一名叫玛丽·艾伦·威尔逊的小姑娘。她被养母毒打虐待将近8年，然而当社会各方准备组织营救她时，却遭遇了“没有保护受虐儿童的法律，却有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尴尬现状。玛丽案结束后，美国迅速开展了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
1963年，美国政府儿童局制定了举报法范例。1974年时，美国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该法要求各州都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了虐待与忽视最低的定义。1984年，《儿童保护法案》通过，比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还早5年。
在美国防治虐童的相关法律中，最有特点的一条是“强制报告制度”。报告的人员范围在不断扩大，举报的内容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细化。另外，大多数州要求“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怀疑”一个儿童受到了虐待或忽视时也要举报。其中还规定，对儿童有责任的人或组织面对虐待和忽视时要举报。对于知情不报者，法律上也规定了相应的惩罚。
于是，我们经常听说一些这样的例子：刚去美国不懂规矩的华人，在家里刚“管教”一下孩子，或者只是去超市购物把孩子忘在了车里，就立刻会被警察围住，被当成虐童嫌疑人，十分尴尬。正是因为在这方面，美国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爱“打小报告”的国家。更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儿童保护法案十分严厉，在比较严重的状态下，法庭可以下令禁止施虐者回家，如果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儿童将被带离家庭。
更令人感动的是我国香港编制的《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其中有这样一些细节——“首要确保有关儿童的实时安全”、“不应要求怀疑受虐的儿童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向不同人士或在不同场合重复描述受虐事件”，而关于如何判定父母对儿童“疏忽管理”，《指引》里从“身体物质指标”和“行为指标”两方面规定了二十多条标准。这与我们制定的“宏大叙事”的未成年人保护规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建构体系：
动员社会多方力量参与
防治虐童的保护体系，既包含相关的法律框架，还需要大量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力量乃至更细微的社区力量被整合进来。
翻阅2011年香港虐童统计可以发现，有55%的施虐者，都是受害者的父母。不约而同的是，美国现行的儿童保护措施，也是尽量以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因为实践证明，家庭始终是孩子成长的最佳场所。
这就难免会存在政府所无法触及的情形，即便法律再完善，也没法确保所有的角落都被公平与正义照耀。于是，社会力量乃至更细微的社区力量就必须整合进来。
令人吃惊的是香港，其儿童虐待防治工作主要由社会组织承担，从服务数量看，社会组织(社会福利机构)大约提供全港五分之四的社会福利服务，而剩下的五分之一才由政府(社会福利署)提供。而更有意思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除了是协同关系外，还是一种商业伙伴关系：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雇用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实施。社会组织以企业模式经营，并要面对来自其他同类组织的竞争。市场的力量，在香港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防治虐童的保护体系，既包含相关的法律框架，还需要大量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与一些拥有成熟保护体系的国家相比，我国对儿童的福利服务多集中在助学帮困方面，对虐待防治问题重视不足。不仅尚未建立有关儿童虐待的监测和报告系统，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严重缺失，系统的儿童保护体系尚待完善。新京报记者 李慧翔
美国
举报虐童人人有责
在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下设的儿童及家庭管理局，自1995年起，每年公布全国被虐待和忽视的儿童状况。他们提供的数据不仅将受害者按照年龄、种族、性别等属性进行了划分，还将施害者同样进行了统计，并计算了两者的关系。公众可以在相关网站上动态地浏览每个州的数据。
在虐童“强制报告”方面，早期的报告主要来自医生的举报，因为只有医生才具备相关被虐待的医学症状的知识，他们会在发现孩子身体受到伤害时进行举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州的法律都拓宽了举报人的范围，主要扩大到一些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专业人员，如幼教、中小学学校老师、警察、机构保姆、一些照顾孩子的特殊社会服务机构人员等。
报告的内容也在细化，美国最早仅仅要求对残暴殴打和身体伤害进行举报，后来则要求身体虐待和忽视都要举报。如今的举报范围则更加宽泛，如儿童处于人身危险、儿童没有得到必要的照顾和监管、儿童经历严重的情绪问题等。
资金来源方面，美国通过传统的法律拨款程序，给州提供专项资金，用于建立预防儿童虐待和忽视的项目。各州都在想办法增加儿童信托基金的收入，特别是一些附加税，比如像结婚、出生、离婚等交的费用，或利用州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使人们自愿捐赠。资金完全采取收支分离，严格进行监管，且会特别标注这些资金专门用于预防儿童虐待和忽视
日本
社会组织积极干预
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儿童虐待调查研究会、大阪儿童虐待调查研究会、全国儿童相谈所等政府部门或机构都在关注虐童问题。自1991年开始，东京成立了虐待防止中心，开始对儿童虐待信息情报进行统计。日本厚生劳动省从1990年开始对儿童虐待数据进行了统计，并逐年公布。
2000年，日本公布并实施《虐待儿童防止法》，经过4年的使用后，在2004年进行了部分修改。和美国一样，日本的法律也是朝着“越来越严”的方向去的。比如在修改前的虐待标准中，规定了“如果发现有虐待的必须举报”，修改后就变成“认为有虐待的必须举报”。同时，语言暴力也被列入虐待标准。
日本的社会力量在应对虐童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1998年在日本成立的“儿童虐待思考协会”，就以儿童虐待为题材制成漫画，向志愿者介绍虐童工作现状。各地的非营利组织还设立儿童访谈热线，与一些儿科医生、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联网，及时倾听虐待儿童的举报。此外，有关防止儿童虐待工作的讲座、研讨会、报告会、经验交流会、论文发表会、学会等集会也在日本全国各地经常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