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记者对岛城五大行业进行了人力成本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月薪千元的白领到处有，月薪能给到四五千元的蓝领却比较难招，让人力资源公司无奈的是，由于找不到纺织工，他们不得不放弃了纺织工派遣业务。
年轻劳动力的缺失，是蓝领重金难求的关键。从10月28日开始，记者走进多家大中小型企业，并去了菏泽、临沂、济宁等劳务人员输出地，调查为何一线操作工中少见80后90后的身影。
此外，由于成本压力过大，一些企业被迫迁离城市，如此一来，更多的务工人员选择在家门口打工，城市缺工现象愈来愈严重，从而催生了一个新职业：工探。与此同时，种地的农民也出现年龄上的断层。
记者先后走进了两家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家是位于台柳路的青岛金木制衣厂，另一家是位于红岛的太平洋恩利食品有限公司。前者是家小型企业，一线操作工有35名，后者是一家大型企业，一线操作工达3500人。
两家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类似的说法由于原本应当出现在一线操作工岗位上的80后90后迟迟没有出现，导致生产线工人进入“老龄化 ”状态。对此，专家分析说，因为价值观变化 、惠农政策、农村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原因 ，导致了工厂生产线一线操作工出现了“年龄断层”。
制衣厂 35名工人中仅有2名年轻工人
10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青岛金木制衣厂，几个一线操作工坐在那里干活。制衣厂门口有个很大的招聘广告，工厂经理尹卫民告诉记者，广告牌虽然不小，但一年也没帮他招到几个人。
提到用工情况，尹卫民有很多话要说，“我的工厂不大，需要六七十个工人 ，可是，我现在的工人只有35人。本来按照用工需求，所有的工人都应当是年轻的女性，现在的实际情况是，80后和90后的工人只有两名。”正是存在缺工人的情况，尹卫民不得不善待每一位前来应聘的求职者，“我这两年从来没有赶走过工人。”
尹卫民说，跟七八年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是服装企业，年龄大的人眼神不好，干活慢，我们之前从来不要年龄大的 ，在招聘时，我们会刷下一批学徒工，更多地使用熟练工。”
尹卫民还说，他们的员工呈现出一个新的现象，“大部分是随夫来青。”在他的工厂里面，一多半的女工来青是因为丈夫在青岛务工或做点小生意。这些女工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去，而是习惯了在青岛的生活，由于她们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只能到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务工。
【数据】 工人总数：35人 18～30岁女工：1人(外地) 18～30岁男工：1人(外地) 30岁以上女工：30人(外地，其中18人随夫来青)30岁以上男工：3人(1人本地，2人外地)
食品公司 缺工1000人，招来的多是男性
和制衣厂不同，太平洋恩利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企业，目前仅一线操作工就达到了3500人。可是，这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林妍说，公司的人员构成很不合理。
“我们公司正常的一线操作工数量应当达到4500人 ，现在只有3500人。”林妍说，工厂目前还缺工1000人。
“以前，我们的一线操作工几乎不要男的，因为我们的冷冻海产品加工是细致活儿，女工做能好一些，2009年我们落户红岛的时候，对男工的态度是 ，可以收，但是不愿意收很多。”林妍说，现在，女工越来越少，公司只能选择男工，“现在女工也就能占25% ，要知道以前女工能占到85%，而且，以前根本没有30岁以上的女工。现在，30岁以上的女工有不少。
提及本地劳动力，林妍说，三年前，还有少量本地年轻人在工厂当操作工，毕竟，当操作工最高月工资能拿到5000多元。可是，现在公司里面18岁到30岁的操作工中没有一个来自本地，“我们办公室的白领中倒有本地人 ，只是，他们的薪水每个月仅有2000元。”
为何公司对本地年轻劳动力没有吸引力？林妍举了个例子，在红岛有个方特梦幻王国，“同样是一个本地的年轻人 ，他宁愿去那边拿2000元/月的工资，也不会憋在工厂里拿4000元/月的工资。”
林妍说，其实，公司也想从大学生中培养一批人 ，让他们下车间锻炼，“可是 ，他们认为自己读过不少书了，不愿意和普通工人干一样的活儿。”所以，现在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宿舍管理员 、环卫工大学生都愿意干，就是不愿意下车间。
【数据】 4年前，工人数量：4500人，女工占85%，本地工人占15%；现在，工人数量：3500人，女工占25%，本地工人占5%。
业内人士 高工资为啥没有吸引来年轻人
当然，遭遇招工难的并不仅仅是上面两个企业，10月31日，记者来到流亭工业园青岛城阳致远纺织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肖斌元表示，“想要在本地招到年轻的纺织女工，太难了，所以，我正想着把企业搬到外地。”
青岛鑫正电子有限公司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赵女士也表示，公司同样需要年轻劳动力，由于面临招工难，公司无法全力开工。
“现在这些工人，还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从外地招来的 。”肖斌元说，“我把招工的告示牌挂出去两个月了，也没一个人来问。”
根据记者的调查，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告诉记者一线操作工出现了“断层”的现象，那就是80后90后的缺失。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就是薪水问题，在尹卫民的工厂里，熟练操作工每月工资能拿到4500元；在肖斌元的企业内，每天工作11.5个小时的熟练工每月的底薪是5500元；青岛鑫正电子有限公司的熟练工也能拿到4500元/月的工资；在太平洋恩利食品有限公司，一线操作工的工资最高能拿到 6000多元/月……
公司虽然提高了待遇，可是 ，似乎并没有吸引过来更多的年轻工人。
当记者试图探究80后90后为何会在一线操作工岗位上缺失的时候，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可能是因为年轻人的数量锐减。可是 ，根据记者从警方拿到的数据，这个群体的人数并不少。城阳区总人口49万，18岁到25岁的常驻人口是53928人，数量并不算太少。
“本地年轻人，一般家里都有房子，社区每个季度都会发放福利，一线操作工这样的岗位，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这是城阳就业服务中心职介科李科长给出的解释。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专门研究人力的学者张樨樨则分析说，80后90后首先向其他行业分流了 ，“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甚至是汽车修理业等行业分流了年轻人，毕竟在市中心的服务业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张樨樨还分析说，富农政策让很多年轻人不再看重打工赚钱，更愿意自己在老家创业，“即便是想出门打工，很多人也选择了工资相对高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尹卫民补充了一句，“现在农村家庭一般最多两个孩子，父母不愿意让孩子远离自己，特别不想让女孩远走他乡打工。各地的乡镇企业也都起来了 ，还不如在自己家门口上班。”
一路探寻下来，记者得知不少80后90后不再钟情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然而企业需要他们。为了能招来更多的年轻人为企业服务，企业开始寻求“工探”的帮助。这些“工探”的任务是发现劳动力，并带到企业来。有些企业，甚至还为职工设立了“带工奖”，只要员工能带来老乡 ，就能获得500元的带工奖励。
除此之外，务农人员也出现了“年龄断层 ”。记者调查得知，目前40岁以下在家种地的农民没大有了。不管是济宁、菏泽，还是青岛，都大范围出现“农庄经济”农村年轻人放弃种地的同时，一些城里人下乡当起了“农庄主”。
培养“工探”，设立“带工奖”
在采访中，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表示很难“抢”到自己中意的年轻劳动力。
“现在我们招工的办法主要有3种，一是自己到各大人才市场，甚至到农村去寻找；第二是求助于人力资源公司；第三就是培养招聘专员。”太平洋恩利食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林妍表示，相比之下，他们更重视第三种方法。
按照林妍的说法，所谓的招聘专员就是“工探”，他们经常奔波在全国各地，目的就是调查各地的劳动力数量、需要支付的工资标准，一旦发现合适的，他们就会同企业联系，帮助企业招到更多的年轻人。
据了解，这些招聘专员一般同各个农村的村委联系，拿到相关数据。同时，记者了解到，除了企业培养“工探”，很多人力资源公司也在培养类似的人。
青岛海能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玉江表示，他们公司在省内多个地市都有招聘专员，“他们对各个地方的劳动力情况都非常熟悉，一旦组织起来合适的工人，他们会同我们联系，当然，我们也会支付给他们费用。”李玉江说，除了在省内多个地方有“工探”外，他们在河南、河北、山西、贵州等地也设有“工探”，“以前主要靠农民工找上门来，现在我们不得不使出各种方法去寻找他们。”
除此之外，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实行“带工奖”。林妍告诉记者，由于招工太难，公司从今年年初开始效仿其他企业实行“带工奖”。“所谓带工奖，就是鼓励员工从老家带人过来，根据我们的规定，员工每带来一名工人，且这名工人能在我们企业工作3个月以上，我们就对带来工人的员工奖励500元。”林妍说，虽然每带来一人就可以奖励500元，可是 ，带工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城里人去乡下当“农庄主”
农村年轻人纷纷离开土地的同时，不少城里人盯上了他们放弃的土地。齐宏升就是其中之一，原本他是岛城一家建筑装饰公司的老总，经过认真思考后，他决定和自己的朋友到平度农村承包土地，搞养殖业。
“我现在在平度农村承包了200多亩地，按照约定，每亩地每年支付给当地农民1000斤小麦所值的钱。”齐宏升说，正是因为担心小麦价格浮动，他们才这样约定，“我会按照小麦的即时价格，折成现金给他们。”
“那里是我的农庄，地里种了金银花，还种了其他作物，田间养着大公鸡，由于散养的公鸡吃的是金银花和田里的虫子、菜叶等，我们养殖的公鸡就称为金银花鸡。每年大概能养殖2万只鸡，算下来，利润可观。”齐宏升说，虽然他们承包土地还不到一年，金银花没有成熟，鸡也没有开始出售，但是他们已经收回了一年的承包费用，“今年，我们没有全部种植金银花，还种了玉米和花生，玉米产了8万斤，花生产了15吨，仅这两样作物，就足以支付承包的费用和种地的人工费。也就是说，我们养的鸡、种的其他作物都是稳赚的。估计，规模经营后，利润会更大。”
其实，这还不是齐宏升的全部规划，他还有更远大的规划，他要在农庄里建设餐饮 、住宿配套设施，形成以观光、餐饮、农作物销售为主的产业链，“我们还看好了村里一处闲置的厂房，打算对农庄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
据记者了解，城里人下乡当“农庄主”的远不止齐宏升一人，几乎各地都有类似的农庄 ，有些人专门到莱阳等地承包土地建农庄 。记者赴临沂济宁等地调查时了解到，目前，这些劳务输出地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农庄。目前在济宁市嘉祥县老僧堂乡，至少有10个承包土地的大户，他们从村民那里承包土地，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
“农庄经济”在慢慢发展
其实，农村的80后90后被自主创业、服务业、高新企业、升学等多个方向分流后，真正剩下来的年轻人已经不多。
“在平度肖家村，40岁以下的种地村民已经没有了。”村支书肖培友表示，目前在村里种地的都是40岁以上的村民。同时，东南营村的村支书张永乐也表示，在他们村也有类似情况。然而，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青岛各地，即便在济宁等地也出现了农民“年龄断层”的情况。
根据记者的调查，在非规模化种植的情况下，一亩地一年种小麦和大豆的收入最多有2500元。一般情况下，每个家庭只有3亩地，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每年从土地上的收入不足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村民都选择了外出打工。毕竟，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者在家门口做生意，收入远高于这个数字，而且不像干农活那样又脏又累。
张宝福是在老僧堂乡承包土地的农户，他承包了50亩土地，目前，种植的作物仅仅是小麦和大豆，跟普通村民种的作物无异。“我承包土地的费用，每亩是600元/年，不管种、耕、浇水还是收获，全都是机械化经营，每亩地的成本是500元左右，加上包地费用和机械损耗，我每亩地的利润在1000元/年左右。也就是说，我每年的收入为5万元，比外出打工要好一些。”张宝福说，他现在只是简单搞搞种植，所以收入较少，“主要是我年龄太大了，已经40岁了，如果我年轻的话，可能想法要更多一些，收入也会更高一些。”根据记者的调查，正是全国各地大量出现了这样的农民，集约化经营的“农庄经济”在所难免。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温铁军之前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出现“断层”是必然现象，因为中国农村正在朝着城镇化发展，这也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预设轨道”。同样，中国的农庄经济的发展也在情理之中，“既然有人开始远离土地，就有人开始集约化经营土地。”
